她建议，首先有预防体系，在性侵、虐童多发的社区里，由专业人员倡导不能性侵和虐待儿童等，并告知什么是性侵、造成的后果、家长如何处理等。“一旦有人怀疑有性侵等案件，就不是预防体系能处理的范畴，这需要强制报告制度”，应明确哪些人有强制责任和义务、报告的工具或渠道等。

需要指出的一点是，吴敦义目前负债累累的处境，与蔡当局早前通过的“不当党产处理条例”紧密相关。在蔡英文亲自下令下，“不当党产条例”于2016年7月25日通过，次月12日正式生效，仅仅20天之后，“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”就于2016年8月31日挂牌运作。有台媒报道称，由于“党产会”匆促上路，来不及借调公务员成为编制人员，为此，只能大量找聘用人员“代打”。蔡当局迫不及待清算国民党党产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《保护人权规范公权 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发布》比如，关于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问题，就非常值得关注。打个比方，用户用微信聊天，这个聊天记录是属于用户还是平台；获取聊天记录需不需要本人同意；平台在未告知本人的情况下将聊天数据用于商业用途，该怎么定义这种行为？这一切都亟待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法律和制度。